是我说的‘代价’了。”说书人轻描淡写道：“如果继续拉扯，还要拉扯多久呢？浪费的人力不是代价吗？浪费的时间不是代价吗？现在修一条路都能拖延这么久，将来办更多、更大、更复杂的事情，又要敷衍多久？长期这么下去，还能办成多少事情？一万年太久，当然只能朝夕必争。”
&esp;&esp;怎么朝夕必争？怎么避免拖延？张居正张了张嘴，却发现自己竟然难以接话——聪明如他，当然不会想不到最方便、最快捷的办法是什么；尤其抗倭之战以后，说书人大刀阔斧，调动职位，手法更是触目惊心之至。
&esp;&esp;海瑞被正式升到了参政的位置上，等于实控台州金华等前线一切要害；立下战功的戚继光则带着亲自招募的军队转至山东，名义是休整协调，实际上还在扩张规模、更新装备；只不过费用都是来自于向西班牙人的借款，在公开账目中难以寻觅踪迹而已。
&esp;&esp;不过，手脚再如何隐蔽，用心却极为显著——说难听些，山东离京城有多远？内阁要是狠下心来，将抗倭兵乔装调几个来“协助修路”，那确实用不了几天，就能轻松写意，将一切明里暗里，有的没的阻碍给清除干净，于是他们就又可以前进了，不择一切手段的前进；至于前进的代价，当让就由某些人来全权支付——
&esp;&esp;可是……
&esp;&esp;“动用这样的手段。”张居正呼吸都有些急促，不能不强自压抑，才稳定语气，不露征兆——他甚至都不愿意直接说出那“手段”的名字，仿佛一旦说出，就打破了某种禁忌，必将面临恐怖的结局：“是不是太过火了？”
&esp;&esp;“我只期待成果。”
&esp;&esp;真是冷冰冰的、漠然的、毫无辗转的回答，简直让人想起了某些可怕的领导，不做人的甲方，刻薄尖酸的上司……不过，说书人总比领导要好一些的，他已经为张居正做了恰当准备了：抗倭兵所提供的暴力保证，高层权力的绝对垄断，技术与生产力的背书——理论上讲，只要张居正狠下心来，不顾一切，他真的可以解决这个问题，立刻拿出成果，没有任何足以抵挡的障碍；人家还真不是在刻意为难下属，只不过——
&esp;&esp;“这样做，恐怕会有巨大的反扑。”
&esp;&esp;“什么反扑？”说书人道：“敢于抢占土地的多半是勋贵，他们能调兵造反？”
&esp;&esp;“那倒不至于——”
&esp;&esp;确实不至于，带明皇权的集中是不可想象的，没有任何一个权势人物拥有独立于皇帝操纵武装的能力；更别说开国两百年勋贵养尊处优，政治水平沦丧殆尽，你别说让他们组织人手搞点什么惊天大事了，就是管住裤·裆不要给自己全家丢脸，都已经是绝对不可完成的任务，说难听些，勋贵的政治能力，甚至退化到和宗室相差无几的地步了……这是非常可怕的侮辱，但又是无可奈何的事实。
&esp;&esp;“所以，你害怕什么呢？”
&esp;&esp;是啊，他害怕什么呢？张居正有些卡壳了；长久以来，不开罪勋贵已经成了大明朝不可言说的政治规则；所有重臣小心翼翼的维护这种规则，从不敢越雷池一步……但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牢不可破的思想钢印？开罪勋贵又到底意味着什么？
&esp;&esp;如果以过往的惯例判断，那这个问题其实还蛮好回答的；勋贵是大明王朝政治平衡中不可或缺的部分，位置就是位置，哪怕位置上的人早已腐蚀殆尽，留着这个位置都能保持某种和谐；繁殖，如果贸然破坏这个生态位，那么皇权本身的稳定就可能遭遇严重威胁；所以一切稍有常识的皇帝（此处排除叫门天子），当然都会设法庇护勋贵，维持平衡，痛击一切敢于逾越的文官，直到红线清晰判明，再没有人敢冒险为止。
&esp;&esp;……但现在，勋贵维持皇权稳定的作用，对于说书人还有半毛意义么？
&esp;&esp;在政治上已经失去了意义，又绝没有捍卫自己的手段，那么收拾他们与否，其实也就在上位者的一念之间……而现在看来，至少杨先生是不打算容忍他们了。
&esp;&esp;不过，人心总有侥幸，即使已经隐约猜出来说书人的意思，张居正仍然挣扎片刻，低声询问：
&esp;&esp;“……那么圣上那边。”
&esp;&esp;“皇帝不会有意见的。”
&esp;&esp;“朱四先生那边——”
&esp;&esp;“朱四也不会有意见的。”
&esp;&esp;好吧，最后的侥幸也破灭了。皇权一切可能的反扑，都已经被弹压于无形了——当然，这也是不奇怪的，张居正闭了闭眼，一时间居然不知道该说什么；理论上讲，他应该勃然大怒，拂袖而起，立刻与这样狂悖荒谬的言行划清界限，表达士大夫必须要有的耿耿忠贞——但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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